自上个世纪末以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土地经济在GDP总量中分量的加大，一种以公权力为引擎的“推土机经济”大行其道。特别是近几年来，有关暴力抗拆的新闻接二连三地闯入头条：苏州范木根被拆迁者入户围殴一怒之下捅死前来强拆的拆迁公司老板和雇员；山东潍坊丁汉忠用镰刀砍死了来威胁、逼迫的拆迁人员；山东平邑张纪民被拆迁人员投掷汽油瓶烧死……这些事件无疑刺痛了社会的神经。

        射阳县恒源棉业公司（以下简称恒源公司）拥有自建厂房2000多平方米，近几年由于经营不景气，遂采取以出租厂房形式维持职工生计。2017年7月份，射阳经济开发区拆迁办以超高补偿为诱饵，私下将恒源公司七家租户“劝离”恒源公司厂区，以达到廉价逼迁目的。“目前商户不敢租我公司的房子，因为他们散布说我厂说拆就拆，致使我公司无法出租厂房，职工们生活无以为继”，事情已经过去一年多了，恒源公司老总丁雨清提起此事仍愤愤不平，“拆迁办用如此卑劣的手段来达到逼迁的目的，实在令人不齿。现在我们生活没有着落，找政府全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不能不让人心生绝望。”

        记者了解到，2017年7月4日，射阳县经济开发区拆迁办以射东居委会的名义，不通知拆迁主体恒源公司，在没有拆迁许可证的情况下，私自跟恒源公司租户龚良记、龚栋华等七家商户签订房屋搬迁协议书，严重损害了恒源公司的利益。恒源公司法人代表告诉记者：“为了达到逼走我的目的，我公司的七家租户被“诱迁”仓库，拆迁办竟然花了200多万，而我的2000多平米厂房和出让的4000多平米工业用地才估价150万。反差如此之大，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拆迁办这波“神操作”，我们不得不怀疑这是政府个别领导在借我公司租户之手来洗钱。”
        记者调查发现，开发区及合德镇多处拆迁都没有公示县级以上政府拆迁许可的相关文件。目前拆迁办跟拆迁户似乎处于“口袋兑口袋”状态，拆迁户不得保留拆迁协议，拆迁户签字的协议书只能“拆迁办”单方面保存。

        陆祥告诉记者，“他家后面的朱鹤超机械加工厂，人家一个下岗职工靠此谋生，在这都做19年了，现在说人家违建，趁人家不在说拆就拆了。机械设备都成了废品，至今不给人家一个说法，朱鹤超到拆迁办谁也不搭理他。附近中联村周正环（音）家拆迁的时候，房子一边停的是警车，一边是救护车，后来周被打伤了直接送医院。这样恐怖的拆迁在我们这多着呢。”

        暴力的背后无非是暴利的驱动。射阳县这种有组织有谋划地先占后卖，逼迁圈地谋取暴利，肆意践踏法律的行径，在全国尚不多见。我们都知道，开发商受利益驱策，无视法律，究其深层原因是背后有地方政府支持。没有地方政府的密切配合，雇佣的拆迁人员没有那么大的胆气，个别执行领导也没有那么大的底气。征地拆迁必须经过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要真正站在群众立场上，开发商也好，拆迁公司也罢，不敢这么大胆地凌辱法律。这样的拆迁“氛围”，从另一个侧面映射出了射阳县地方政府官员陷入利益的程度之深，似已不能自拔。

        让记者疑惑的是，作为土地原占有者的民众，产权被严重忽视，一些地方政府几乎是任意地、单方面地划定征地或者拆迁的范围（比如，射阳县就将拆迁地块分为九大组团地块）。这样，本应属于正常商业交易范畴的土地产权转让，被全部纳入射阳县政府以公权力为支撑而对民众行使的征收范围内。在征地和拆迁实施过程中，经济开发区和合德镇政府自然也就享有广泛特权，尤其是可以随意使用强制手段。这样一来，政府就将廉价获得大量土地，城市化似乎获得强劲驱动力，地方经济也保持了高速增长。可如此高速增长是否可以带来一定的正当性？从射阳县拆迁的案例中，得出的答案是让普通民众绝望的。我们深知，以非法、暴力拆迁来实现这一增长的过程，也正是制度和法治文明快速流失的过程。面对暴力拆迁，大部分民众会选择屈服。有些顽强的民众则选择对抗，对抗失败，则以肉体的自我毁灭表达抗议，此案例在全国并不少见。此时此刻，那么多拆迁户无奈的眼泪是否在为射阳县党政主要领导敲响了警钟？

         让人震惊的是，在过去几年，射阳县政府官员对拆迁乐此不疲。从中人们感受到，射阳县地方政府官员似乎已经把为经济增长而强拆民房和强占农民的耕地当成了习惯，把强制拆迁当成了一种政绩来炫耀。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射阳县政府对滥用强制拆迁权的放纵，已经让基层官员的心态严重扭曲。对于中央倡导的优良治理秩序而言，这是十分可怕的。
　　

         射阳县地方政府在非法、无证拆迁过程中，利用公权力进行巧取豪夺，在法律面前的堕落失重，严重透支了老百姓对和谐社会的期许，悖逆了党中央的殷殷期望，亵渎了大众对依法治国的深切期盼。习李新政下，化解社会矛盾和冲突，构建和谐社会发展秩序、推进政治文明的长久建设是目前各级政府的主要任务，而射阳县政府却反其道而行之，大搞强拆、巧拆，利用房地产拉高GDP，实是跟中央的大政方针渐行渐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