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建华（资料图）。来源：ICphoto

各种教科书错漏百出，别有用心者误导学子。香港社会呼吁检讨通识教育。

　　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前特首董建华日前会见记者时表示，他对7月立法会遭受冲击感到心痛，承认是自己任内开始推行的通识教育失败，令年轻一代变得“有问题”。为什么董建华说到通识教育失败会如此感伤？因为香港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暴力事件表明，年轻人思想变得越来越激进的根源在学校，通识教育成为重要因素之一。

　一些教材刻意激化两地矛盾

　　通识教育科2009年正式在香港高中推行，之后列入必考。现在香港学生上大学需要考四门：语文、英语、数学和通识，科目重要性可想而知。通识科包括六个单元，即个人成长与人际关系、今日香港、现代中国、全球化、公共卫生以及能源科技与环境。

　　通识教育科教科书无须送审，造成内容错漏百出。《巴士的报》2018年7月曾列举当年发行的五套新版课本，其中“今日香港”及“现代中国”两个单元分册有多处错误，像名创教育出版的《新领域高中通识》，把日本“集体自卫权解禁”误称为“自卫权解禁”，两者定义截然不同。雅集出版社的《雅集新高中通识教育系列》在介绍辽宁舰时，用的是改装前舰身锈迹斑斑的“瓦良格”号照片，另一张展示三军仪仗队的照片，解放军穿着已淘汰的“九七式”军服，与今日中国军事面貌大不相符。

　　尤其令人忧心的是，在无统一课本、无标准答案等诸多原因下，通识科逐渐沦为别有用心之人向青少年灌输政治立场的工具。2013年，教协出版《香港政治制度改革——以“占领中环”为议题》，注明是“公民及通识科教材”，并请到鼓吹“公民抗命”的非法“占中”发起人戴耀廷做顾问。这样的教材对青少年在政治上的毒害可想而知。

　　2017年9月，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发表《要求龄记出版社修订通识书偏颇内容》的声明。声明中提到，由龄记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初中新思维通识单元2：今日香港》（第二版），其中第三章《香港的政治制度》及第四章《法治和社会政治参与》，内容偏颇，容易误导师生错误理解香港的政治、司法及社会情况。港媒对这本教材进行了大起底，发现它严重唱衰“一国两制”。

　　书中提到“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时，援引表情愤怒的“律师”的意见，称“全国人大常委会曾就居留权和行政长官产生办法等进行释法，更出现第五次释法。缺乏监督机制使执行《基本法》过程易偏向‘一国’多于‘两制’，令我对香港前景感到悲观！”同时引述怀抱小孩、愁容满面的“市民”的说法称，“中央政府近年常介入香港事务，令我对‘一国两制’全失信心！长此下去，我会考虑移民到外地生活！” 

　　2018年《明名教育高中通识教育》“今日香港”分册称，港人对社会转变下的身份认同有三种不同反应，把驱赶内地游客、嘘国歌及鼓吹“港独”宣泄不满的行为形容为“战斗”，其余反应则是“逃跑”及“投降”。名创教育另一套课本《新领域高中通识》“今日香港”分册，则提到香港回归后《基本法》的最终解释权“不在香港司法机构，却属全国人大常委会”，“却属”字眼被指搀杂作者主观立场，不认同《基本法》的相关规定。可以想象，年幼的中学生如果天天接触这种教材，心里会对“一国两制”有正确认识吗？

　　部分试卷暗示学生“仇警”

　　与此同时，教师可自行决定教授内容，加之校方的监督缺失，令通识教育变成“教师想教什么就教什么”。像香港通识教育教师联会内务副主席陈智立公开称赞“本土派”。曾担任该联会主席的中学通识科教师赖得钟，曾在脸书上载一张写有“黑警死全家”的照片作为头像。有舆论称，这令人更加担心，他平时就把个人的偏激情绪传递给学生，这样的教师究竟还有多少？

　　2016年旺角暴乱后，社会普遍谴责暴力行径，香港通识教育教师联会竟于当年11月发表声明称，“通识讨论正需要学生兼论正反双方意见……即使讨论暴力抗争，教育界已早有共识，教师必须秉持中立、为学生提供正反均衡的意见，并需清楚指出法例以及风险所在”。教育工作者杨志刚批评说，声明不要求老师指出使用暴力的对错，却要清楚指出法例及风险所在；如果没有风险，例如使用暴力时戴上帽子和口罩，没有被认出的风险、没有承担刑责的风险，就可以心安理得地使用暴力？”他质问，“通识教育教师联会不辨是非，如何能教导学生明辨是非？” 

　　香港星岛日报网今年7月9日刊登的一篇文章以圣士提反书院考试题举例称，试卷的插图是4名警员抬起一名示威者“王先生”，后者高喊“占领街道不是犯罪！我们要求‘一人一票’选行政长官！”试卷要求学生用自己的知识解释示威者的要求有何“优点”。文章称，这个题目多处故意误导学生：一是隐瞒事实，中央并非不允许香港“一人一票”选特首，《基本法》规定，行政长官选举须按“循序渐进”的原则推进，最终达至普选。其二，混淆是非界线。警方从未对2014年非法“占中”及今年6月以来历次冲突事件中的和平示威者检控，只是对其中暴力违法分子检控。其三，设置陷阱，“为什么只解释优点、不解释缺点呢？”其四，图中的执法警员被画得恶形恶相，明显暗示学生“仇警”。

　　社会要求检讨的呼声不断

　　多年来，香港社会要求检讨通识教育的呼声不断。2015年初，立法会就“全面检讨通识教育科”无约束力议案展开辩论，多名建制派人士表示通识科有政治导向，过分注重启发学生思考，但流于泛泛而谈，担心学生阅读“有毒的材料”。2017年，前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撰文直言，通识科的弊端暴露无遗，还望有关部门正视问题，尽早改革。今年3月，港区全国政协委员李慧琼等人表示，部分年轻人在通识教育中受到偏颇政治观点影响，对国家和特区政府持错误认识；未来应考虑取消通识教育的必修科地位，同时加强国民教育。

　　前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将军澳香岛中学校长邓飞17日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称，反对势力“绑架”了香港通识教育，即使再困难，在香港推行国民教育的工作也应坚持进行。他建议，很重要的一点是四门必修学科“减减肥”，让学生可以腾出时间精力应对选修课，尤其是理科。更重要的是，通识教育相关教职人员应该有更加广泛多元的选择，不能长时间被那些在政治上有激进偏好的人占据。

　　星岛环球网刊登的评论称，通识科不设置标准答案有严重隐忧。一是社会问题不同于自然科学，超出了中学生的认知范畴，他们对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社会状况，更是缺少最基本的了解。第二，必修课没有标准答案，导致考试缺乏客观性。如果学生的观点与阅卷老师观点相近，就容易高分通过；反之，则无望过关，“如此考试，考不出优劣；如此必修，修不出学养”。今年4月，在一场小学通识比赛中，一名参赛者因为用普通话作答被判错误，在香港引发争议，不少人认为这是在歧视普通话。

　　香港广东社团总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龙子明今年7月在媒体撰文称，香港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暴力事件表明，年轻人思想变得越来越激进的根源在学校，关键是教育。全通识教育是董建华亲手推出的政策，如果不是深切体察到其中的问题，相信他是不会轻易推翻自己推出的政策，特区政府及社会有必要认真探讨一下这个问题。